=染上寂寞=的留言板

據中國官方提供的數據，截止2017年底，中國單身人口超過2.22億，達到總人口的15%。同時，選擇不生育的夫婦也在增加。

對於一個曾經十分重視家庭觀念的民族，上述數字顯示中國正在遠離自己的傳統價值，而中產階層的繁榮或許只是短期的，缺乏可持續發展的資源。

中國中產展示身分的新標誌：為教育和旅遊大撒金
上海居民郭凱（音譯）對CNBC說，去年一年他為13歲的女兒，花在教育上的投資達到8萬人民幣（約11,428美元），其中包括從書法到體育等5門課外學習課程，不包括數學、物理和化學的網絡課程。


除了為子女不惜重金投資教育，中國中產人士也不吝嗇在旅遊上的花銷。

郭凱說，他們家每年至少會出國旅遊一次，在國內旅遊數次，總花費約6萬人民幣（約8500美元）。

根據中國旅遊預訂網「攜程網」今年的民意調查，出國旅遊已成為中國中產對自己身分認證的標誌。從2018年到今年上半年，受訪者的旅行支出增加了10%到30%，人均旅遊消費在6000人民幣到9000人民幣不等。

然而在上面提到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嚴重、單身數量增加和生育率繼續下降的背景下，中產階層能走多遠也成為一些人思考的問題。

責任編輯：葉紫微

【大紀元2019年09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淨綜合報導）華為設備有限公司近日將在中國境內首次發行共計60億元（人民幣，下同）公募債券，但該公司的CEO任正非卻聲稱對此事不知情。他的這番表態受到輿論質疑：「一把手」對發行巨債竟不知情，華為到底是誰的？

近日，華為公司披露的中期票據募集說明書顯示，公司正謀求首次在中國境內發行公募債券。華為本次共註冊兩期中期票據，各募集30億元，將用於補充公司本部及下屬子公司營運資金。

據《每日經濟新聞》報導，9月26日，華為創始人、CEO任正非與兩位全球頂級AI專家——傑里·卡普蘭（Jerry Kaplan）、彼得·柯克倫（Peter Cochrane）進行了「咖啡對談」。

在座談會後的問答環節，任正非回應了華為近期發行債券一事。

「關於發債的事情，我之前並不知道，後來新聞出來後我才知道。」任正非回憶說，在與相關員工溝通後，員工給他的解釋是「不能到困難的時候才發債」，而且「融資利率比較低」。

「現在西方銀行的融資管道不是很通暢，所以我們就轉向了國內這邊。」任正非說。

任正非的這番講話被媒體報導後，引發輿論關注。有網民表示質疑：「華為發行60億債券，一把手卻不知情，這簡直是全球商業界的奇聞，華為到底是誰的？」還有網民說：「見鬼了，自己的企業，別人作主，水有點兒深！」

近日，法廣援引法新社的報導說，任正非在深圳華為總部組織的一次會上說：「過去，華為很容易得到西方銀行的貸款，現在，這一貸款渠道呈現枯竭的趨勢。」

任正非說，華為被列入美國黑名單後，今年將給華為造成大約100億美元的資金缺口。他表示，華為決定從國內銀行尋求貸款。

據《上海證券報》報導，在此期中期票據發行前，華為共發行了六期債券。其中，尚未到期的四期美元債券合計金額為45億美元。截至今年6月底，公司有息債務合計為964.311億元；公司銀行理財和結構性存款餘額為555億元，貨幣市場基金餘額為143.9億元，債券投資餘額為11.24億元，合計710.14億元；公司及下屬子公司獲得金融機構折合人民幣約2,080億元的授信額度，已使用約978億元。

近年來，美國官方曾多次公開指出華為有中共官方背景，透過網路設備監控用戶，並竊取美國的數據資料和知識產權。

今年1月29日，美國司法部表示，華為公司華為設備有限公司（Huawei Device Co Ltd）和華為設備美國公司（Huawei Device USA Inc）涉嫌竊取T-Mobile機器人技術，來測試智能手機的耐用性。檢方提出10項指控，指被告涉嫌盜竊T-Mobile的商業機密、企圖盜竊商業機密、七項電匯詐騙，以及一項妨礙司法公正。

5月15日，美國商務部將華為及其68家子公司納入出口管制黑名單；8月19日，商務部將額外46家華為實體納入出口管制黑名單。之後，多家大公司相繼宣布對華為斷供，令其受到很大衝擊。

《華爾街日報》8月14日的調查報導揭露了華為黑幕，包括：華為協助非洲多國獨裁者監控人民打造「安全城市」監控系統、中共外交官扮演關鍵媒介角色、華為工程師暗助非洲多國極權政府監控政敵、導致反對者被捕等等。#

責任編輯：周儀謙

【大紀元2019年09月28日訊】（大紀元梁義綜合報導）中共更進一步加強網絡管控。工信部宣布由今年12月1日起，電話用戶須通過人臉識別，才可辦理上網服務，引發網絡反彈。

中共工信部週五（27日）發布有關電話用戶實名登記管理的通知，要求電信企業運用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自2019年12月1日起在實體渠道全面實施人像比對技術措施，人像比對一致後方可辦理入網手續。

《通知》共提出了11項具體舉措。其它還包括：要求各電信企業於2019年11月底前，完善電信服務協議條款，列明用戶不得二次轉售、倒賣電話卡。並要求電訊企業自12月起，對用戶提出存在異議的手機號碼，立即核查和處理。

這條消息在微博上引起軒然大波：「全面監控」，「沒徵求過大眾同意就實行」，「洩露個人信息」，「不同意，無論從何種角度看，這都是嚴重侵犯公民權利。」「沒得一點自由的空間了，什麼都是強制執行，沒得自由說話、選擇的權利了！」

還有人質疑：「是不是信息都賣完了，又得掙錢了？」「不願意！出賣我的號碼都忍了，現在也可以出賣我照片了！」

還有網民呼籲：「請先出台用戶隱私保護條款。」

但也有一些網民表示，自己所在地區已經這樣施行刷臉辦卡。

「不是早這樣了麼」，「我這18線小縣城辦卡已經是要刷臉了，不一致不讓辦！」

網民「唯有海棠解語花」：「這不是早就已經在做人臉識別了嗎？我之前給客戶開卡全部都是要本人對攝像頭做動作人臉動態識別一致才行的啊，反正電信早就是這樣的了！」

「親親昱兒」則表示，自己之前辦理寬帶上網已經要求拍照和其身分證比對：「這個月在電信店裡辦理寬帶必須買兩個電信電話卡。已經拍照和我的身分證比對了。只是認為這個店不是電信局那種穿制服的，是私人店也受理辦理寬帶。這樣的信息怎麼保證不被洩露？」

廣州一家電訊公司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查詢時表示，暫時未收到當局要求電話用戶辦理所有上網服務必須要人臉識別認證的相關通知，但強調現時辦理電話卡都必須要實名及人臉識別登記。

職員說︰「如果你說卡（電話卡）實名制，這些就一直以來都有了，營業廳都會影你（客戶）的相，如果你自己做實名制登記的時候，自己要自拍，即是要求（客戶）錄幾秒視頻，然後上傳。」

據悉，中共從2013年9月1日起強制實施電話實名制，即在辦理固網電話、行動電話等業務時，必須提供真實身分訊息。隨後，工信部、公安部、國家工商總局又聯合發布所謂的「電話『黑卡』治理專項行動工作方案」，於2015年1月1日起，強化落實購買手機電話卡實名制。

大陸維權網站「六四天網」網絡技術員蒲飛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當局現時就連電話用戶申請上網都要人臉識別，目的是為了加強對網絡進一步的管控，阻止民眾在網上表達意見，一些民眾為怕當局打壓，亦不敢在網上發聲。但他認為，當局對民眾管控得愈厲害，這只會逾激發他們不滿的情緒，作出反抗。

隨著2019這一個中共一連串敏感事件年的到來，中共對網絡等各方面的封殺程度前所未有。


「人臉識別」進入各地社區 民眾擔憂隱私
事實上，自去年以來，中國各地社區都在普及此類「刷臉」設施。9月20日，深圳地鐵11號線開始試行人臉識別技術系統。此前，廣州4個地鐵站已經試行「刷臉」進出閘口。新政策引發民眾擔憂個人隱私受到威脅，可能遭到當局監控。

另據大陸媒體報導，截至7月19日，北京保障房中心13個項目的公租房居民都需「刷臉」才能回家。在人臉識別系統的數據庫裡已登記了69,000餘條承租人信息以及64,000餘條同住人信息。

預計到今年10月底，北京保障房中心系統59個公租房項目的人臉識別系統將全部開通使用。屆時，更多民眾的信息將被錄入數據庫。

批評者認為，這是中共侵犯人權、實施全民監控的又一證據。大規模監控對被政府列入「黑名單」的異議人士、宗教團體成員等尤為不利，因為有關他們的信息可能會幫助政府對其實行抓捕與迫害。#

責任編輯：周儀謙

【大紀元2019年09月27日訊】（大紀元記者文樸綜合報導）1958年開始，中共又發起了人民公社化、大躍進運動，從而導致了三年多的大饑荒，餓死了四千多萬人。甚至時任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都曾說，大饑荒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中共掠奪了地主、富農、資本家的財產後，對生產資料進行了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1958年，中共在「合作社」的基礎上，開始了「人民公社化」運動，生產資料分別歸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組織所有。

中共號稱「超英趕美」
1957年11月，中共又提出「大躍進」口號，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總路線」，通過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為大躍進制定任務和目標：

在鋼產量方面，中共要「超英趕美」。中共提出1958年鋼的產量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達到1,070萬噸，1959年達到1,200萬噸，1962年為3,000萬噸，1967年7,000萬噸，1972年1.2億噸，5年可以超過英國，15年趕上美國。

在糧食方面，中共原計劃到1962年全國糧食產量為5,000億斤，但在中共八大二次會上改為7,000億斤。而大陸1957年全國糧食產量僅有3,901億斤，而且該年被認為是中共建政以來收成最好的年份之一。

中共想在10年內，就使中國的主要工業產品產量超過英國，15年內趕上美國（所謂「超英趕美」）。

鋼產量「躍進」 糧食產量大放「衛星」
為了達到目的，中共在農業方面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隨後，各地畝產糧食量不斷「放衛星」，本來每畝僅幾百斤的產量，卻被各地不斷放到大數萬、甚至十多萬斤。

如1958年各地畝產小麥數據：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2,357斤；湖北襄陽700萬畝小麥，畝產1,500～2,000斤；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2,394斤；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湖北谷城，畝產4,353斤；河南輝縣田莊公社，畝產4,535斤；湖北谷城先鋒公社，畝產4,689斤；河北安國，畝產5,103斤；河南西平，畝產7,320斤等等。

其中，青海省柴達木盆地的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畝產8,585斤，成為1958年小麥畝產最高的生產隊。

1958年的早稻畝產方面：湖北應城春光公社報出畝產10,597斤，湖北麻城建國公社上報說畝產36,956斤，廣東北部山區連縣上報畝產60,437斤，黑龍江新立村上報天文數字：「畝產12萬斤」。

以1957年曾獲畝產千斤「糧食帥旗」的四川郫縣為例，當年8月26日，該縣犀浦鄉第一農業社上報平均畝產水稻45,217斤的「大衛星」，超過實收總產量26,000～27,000斤，超過當地水稻正常畝產量的77～88倍。

在鋼鐵產量方面，中共提出了「以鋼為綱」的口號，號召全民煉鋼。

在農村，修建了不少土法的煉鋼爐，企圖在田間煉鋼鐵。合作社收集了大量農戶家的飯鍋、鐵器來煉鋼鐵，結果由於技術不合規格，煉出大量的廢鐵，不僅造成大量的浪費，而且嚴重污染了環境。

同時，由於煉鋼需要鐵礦、焦炭等燃料，所以中共號召全民採礦、採煤及伐林，農民不能下田耕作、按時收割等，導致糧食產量大減。

據統計，大陸1960年的糧食實產2,870億斤，比1957年減少26%以上；油料作物實產3,405萬擔，比1957年7,542萬擔減少一半多；豬的年底存欄數為8,227萬頭，比1957年14,590萬頭減少56%。

從1958年冬至1959年春，大陸就有地區開始斷糧，浮腫病開始出現。

中國資深記者高瑜在饑荒年代是中學生。高瑜對美國之音說：「從1958年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當年就有人餓死了。從1959年、60年、61年，毛澤東（在經濟上亂指揮導致）餓死人主要就是這三年。這三年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他還在搞原子彈。本來中國還可以開國庫救濟災民（但也沒有）。」

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
據前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楊繼繩過經10年的調查，寫下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一書介紹，1958年至1962年期間，據不完全統計，中國餓死了3,600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估計為4,000萬人，兩者共計7,600萬人。

荷蘭歷史專家馮客（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饑荒》一書介紹，大饑荒時期導致4,500萬中國人死亡。

據因「六四事件」而流亡美國的前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此前披露，當年根據趙紫陽要求，曾對大躍進死亡人數做過調查統計，結論也是4,500萬。

維基百科說，由於中共封鎖消息，大饑荒時期死亡人數不易精確統計，但各種渠道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數是4,500萬左右，其中僅在四川就有高達1,000萬的人非正常死亡，這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之一。

大饑荒是人禍

外界普遍認為，中共發動的所謂「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是導致這場浩劫主要原因。中共大辦工業、大煉鋼鐵調用大量勞動力，致使大片田地荒廢；同時，公社化運動嚴重影響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糧食產量無法保證；吃大鍋飯又浪費了很多糧食等。

旅美作家王平今年3月曾說，1958年中國爆發大饑荒，到1962年基本結束。明明是5年大饑荒，中共卻說成「三年自然災害」。

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曾說，大饑荒時期，「天災不是主要原因」，中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再一次說，過去幾年的經濟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另外，在大饑荒時期，中共仍然向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糧食換取工業原料、機械及技術，以快速發展軍事工業。例如，1959年農村已出現餓死人情況，但中共全年出口糧食數量達到歷史上的最高，為415.75萬噸。

同時，在中國人民餓死的情況下，中共高官們卻過著奢侈的生活。現僅就茅台酒的消費予以說明。

《炎黃春秋》雜誌曾報導，1959、1960、1961三年大饑荒時期，茅台酒合計產量為2,079噸，其中1,939噸為中國人自飲。

報導稱，在那個年代能飲茅台酒的當然不是普通百姓。生產這些酒需要多少糧食呢？根據茅台酒廠歷年使用原糧統計，這三年實際用糧是2,260萬斤，其中高粱1,085萬斤，小麥1,175萬斤。換算合計1.13萬噸。

報導稱，需要指出的是，在當時的人造大饑荒年代中，生產茅台酒所需要的糧食能全部生產，很大一部分是從外地調入。

另外，中國在大批餓死人的情況下，中共還阻斷饑民逃荒，加重了災難。#

責任編輯：周儀謙

【大紀元2018年11月01日訊】關於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饑荒，當時的慘況究竟如何？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裴毅然曾舉例，有一個在公共食堂工作的生產隊隊長，每次都把米飯帶回鎖在櫃中獨自享用，「兩個兒子幾天粒米未進，嚷叫不停，父親置之不理，小兒子活活餓死。」「另有一個姑娘餓死，許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屍為名，把姑娘腿上肉割了回去吃，而且很多飢民在打聽，誰家最近死人，把墳挖開，把那個死屍刨出來吃。」


1959年冬季到1960年春季，青黃不接，大饑荒進入最嚴重階段。農民吃土，吃草根樹皮，吃糞便，吃餓死者的遺體，甚至直接殺人食肉的報告也大量出現，甚至發生數起殺死親生子女吃下肚的天倫慘案。

據報導，四川、河南、貴州、安徽、廣西等大饑荒重災區，尤其信陽、通渭、鳳陽、館陶、亳州、無為、羅定、濟寧等地，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有些全家都餓死了，不少村莊渺無人煙，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河南信陽地區死絕了5萬多戶，村莊毀滅1萬多個，僅光山縣就有5,647戶死絕。

因中共當局刻意掩蓋事實，關於這場大饑荒的歷史研究並不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饑荒餓死約四千萬中國人，而且當時基本是正常年景，所謂「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是共產黨的謊言，饑荒完全是一場人禍，是上個世紀餓死人數規模最大的慘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