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baro的'On Wifely Duties' 儘管是在描寫一個理想的妻子應有什麼樣的德行，但其所影射地卻是一個以男性家父長為中心，強調男主外、女主內的上層社會價值。人文學者雖然鼓勵人們參與公共事務，但事實上，政治參與仍只是男人才有的特權。因此，Barbaro 所描繪出的妻子形象其實是一個當丈夫在外追求成就、為國家奉獻自己的才能時，在家忠心守候、為丈夫管理好家務，使其能無後顧之憂的盡心盡力的柔順女子。
妻子的本分是順從，不可忤逆，在任何議題上皆然，即使丈夫不軌，作妻子的也必須忍耐，因為只有和顏悅色才能帶來和諧，這也是維護家庭的重要原則，和傳統中國女子在出嫁後被要求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期待相仿。妻子也應盡力表達對丈夫的感情，使丈夫明白家中有人可以與他分憂解勞。但若從此時期的婚姻並非一對相愛的男女的結合，而是兩個家庭在勢力上的合作的角度來看，所謂丈夫與妻子的感情必在婚後才發生。
在「論言談與靜默」的開始，Barbaro引述Isocrates的建議，認為「人應只就自己了解的議題發言，以免讓無知羞辱了自己」。若從作者「寡言少語才是女人的最好裝飾品」、「作妻子的只有在被要求時才能開口，且應盡量簡短」、「女人應避免和陌生人交談」等主張看來，Barbaro暗示大部分的女人是沒有什麼知識的，反映傳統社會對女人智能的看法，這或許也是主張「妻子對丈夫應絕對地順從」的一個理論基礎；也反映出傳統社會中公私領域明顯的性別分界：公共領域的發言是男人的特權，妻子的活動空間僅限於家室，即使妻子和丈夫一同外出，她也應盡力維持自己陪襯的角色，不應奪去丈夫的光彩和表現的機會。
家父長制社會的另一項特色是對後嗣的重視。文藝復興時的人文學者特別強調兒童教育的重要性，一方面和幼時教導對個體成年人格塑造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出於培養良好繼承人、城邦公民以傳承家務、參與公共事務的實際考量。由於父母對子女性靈養成的影響力不容忽視，因此人文學者也強調父母在兒童教育上的重要性。但如前所述，既然公共世界才是的男人活動中心，教養子女的責任自然也就落到妻子的頭上。
Barbaro 在「論夫妻間的親熱次數」中，強調生養子女和性愛兩者的直接關係，若親熱不是以養育後代為目的，就應盡量避免。在「論子女教育」中，Barbaro 暢談好母親對子女的影響。在平常生活中，母親和子女朝夕相處，母親的人格性情自然也對子女產生形塑作用，母親的德行是否足以為子女楷模，自然成為男人在娶妻時的考量要件。Barbaro 認為一個好母親應能教導子女敬畏上帝，明白自己對家庭、國家的責任；子女也要能從母親身上學會如何事事節制適度，養成良好生活態度（交友、娛樂）與為人處事的道理（不起誓、不批評、輕視他人）。
但母親對子女的影響可不僅只限於身教。Barbaro 強烈建議母親應親自以母乳哺育幼兒，因為這不僅可提供新生兒獨一無二的營養，母親的德行也會經由這個哺育的動作直接影響孩子的人格。換言之，母親對子女的影響打從親子關係建立之初就已開始。可見為自己選擇一個好幫手、為子女選擇一個好母親對一個男人的重要性，而「論節制」等節則是在當時的標準下，提供了一個範本。
「論節制」其實泛指行為態度、言談、衣著、夫妻親熱次數等方面的適度，言談和親熱次數之前已有提及，在此不覆述。所謂「行為態度」，指的是一個好妻子無論何時何地，都要盡力表現出儀態的高雅端莊，小至眼神，大至走路時的步伐、身體的擺動，都要保持尊貴，且應盡量避免無故訕笑。衣著方面，女人應穿著得體，但應避免追求過度奢侈、華美的服飾。Barbaro 認為，將注意力過份放在衣服上，不過只是糟蹋金錢，且作妻子打扮得光鮮亮麗，對丈夫並沒有什麼好處，只會招蜂引蝶、悅情夫耳目而已，應盡量避免。而Barbaro 建議丈夫可以金銀珠寶打扮自己的妻子，認為一方面可炫耀家族的財富，也可保值，轉用於商務、政治投資上，充分顯示商業繁榮下，義大利社會對財富觀念、利用方式的轉變。
儘管有部分人文學者提倡女子也應受教育。但就像Lisa Jardin 所指出的，女子的知識並無法成為其活躍於政治公共領域的利器，只是作為家族、夫族表現社會地位、經濟實力的一種工具 。儘管是討論何謂理想妻子，但Barbaro的'On Wifely Duties'其實又是從另一角度呈現上層社會女子在家父長權威的牢籠下，動彈不得的困境。
妻子的本分是順從，不可忤逆，在任何議題上皆然，即使丈夫不軌，作妻子的也必須忍耐，因為只有和顏悅色才能帶來和諧，這也是維護家庭的重要原則，和傳統中國女子在出嫁後被要求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期待相仿。妻子也應盡力表達對丈夫的感情，使丈夫明白家中有人可以與他分憂解勞。但若從此時期的婚姻並非一對相愛的男女的結合，而是兩個家庭在勢力上的合作的角度來看，所謂丈夫與妻子的感情必在婚後才發生。
在「論言談與靜默」的開始，Barbaro引述Isocrates的建議，認為「人應只就自己了解的議題發言，以免讓無知羞辱了自己」。若從作者「寡言少語才是女人的最好裝飾品」、「作妻子的只有在被要求時才能開口，且應盡量簡短」、「女人應避免和陌生人交談」等主張看來，Barbaro暗示大部分的女人是沒有什麼知識的，反映傳統社會對女人智能的看法，這或許也是主張「妻子對丈夫應絕對地順從」的一個理論基礎；也反映出傳統社會中公私領域明顯的性別分界：公共領域的發言是男人的特權，妻子的活動空間僅限於家室，即使妻子和丈夫一同外出，她也應盡力維持自己陪襯的角色，不應奪去丈夫的光彩和表現的機會。
家父長制社會的另一項特色是對後嗣的重視。文藝復興時的人文學者特別強調兒童教育的重要性，一方面和幼時教導對個體成年人格塑造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出於培養良好繼承人、城邦公民以傳承家務、參與公共事務的實際考量。由於父母對子女性靈養成的影響力不容忽視，因此人文學者也強調父母在兒童教育上的重要性。但如前所述，既然公共世界才是的男人活動中心，教養子女的責任自然也就落到妻子的頭上。
Barbaro 在「論夫妻間的親熱次數」中，強調生養子女和性愛兩者的直接關係，若親熱不是以養育後代為目的，就應盡量避免。在「論子女教育」中，Barbaro 暢談好母親對子女的影響。在平常生活中，母親和子女朝夕相處，母親的人格性情自然也對子女產生形塑作用，母親的德行是否足以為子女楷模，自然成為男人在娶妻時的考量要件。Barbaro 認為一個好母親應能教導子女敬畏上帝，明白自己對家庭、國家的責任；子女也要能從母親身上學會如何事事節制適度，養成良好生活態度（交友、娛樂）與為人處事的道理（不起誓、不批評、輕視他人）。
但母親對子女的影響可不僅只限於身教。Barbaro 強烈建議母親應親自以母乳哺育幼兒，因為這不僅可提供新生兒獨一無二的營養，母親的德行也會經由這個哺育的動作直接影響孩子的人格。換言之，母親對子女的影響打從親子關係建立之初就已開始。可見為自己選擇一個好幫手、為子女選擇一個好母親對一個男人的重要性，而「論節制」等節則是在當時的標準下，提供了一個範本。
「論節制」其實泛指行為態度、言談、衣著、夫妻親熱次數等方面的適度，言談和親熱次數之前已有提及，在此不覆述。所謂「行為態度」，指的是一個好妻子無論何時何地，都要盡力表現出儀態的高雅端莊，小至眼神，大至走路時的步伐、身體的擺動，都要保持尊貴，且應盡量避免無故訕笑。衣著方面，女人應穿著得體，但應避免追求過度奢侈、華美的服飾。Barbaro 認為，將注意力過份放在衣服上，不過只是糟蹋金錢，且作妻子打扮得光鮮亮麗，對丈夫並沒有什麼好處，只會招蜂引蝶、悅情夫耳目而已，應盡量避免。而Barbaro 建議丈夫可以金銀珠寶打扮自己的妻子，認為一方面可炫耀家族的財富，也可保值，轉用於商務、政治投資上，充分顯示商業繁榮下，義大利社會對財富觀念、利用方式的轉變。
儘管有部分人文學者提倡女子也應受教育。但就像Lisa Jardin 所指出的，女子的知識並無法成為其活躍於政治公共領域的利器，只是作為家族、夫族表現社會地位、經濟實力的一種工具 。儘管是討論何謂理想妻子，但Barbaro的'On Wifely Duties'其實又是從另一角度呈現上層社會女子在家父長權威的牢籠下，動彈不得的困境。
